烬余录

 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——几千里路,两年,新的事,新的人。战时香港所见所闻,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、剧烈的影响,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。现在呢,定下心来了,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。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。

 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,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,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。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,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,各唱各的,打成一片混沌。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,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,听得出音乐的调子,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,淹没了那点了解。画家。文人。作曲家将零星的。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,造成艺术上的完整一性一。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一性一,便成为小说了。像威尔斯①的《历史大纲》,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,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,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。

  ①威尔斯(HerbertGeorgeWells,1866-1946),英国作家。除小说创作外,他也从事社会历史研究。

 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,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,总未免使人嫌烦。人生的所谓“生趣”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。

  在香港,我们韧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,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,道:“怎么办呢?没有适当的衣服穿!”她是有钱的华侨,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,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,都有充分的准备,但是她没想到打仗。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,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。逃难的时候,宿舍的学生“各自奔前程”。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,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,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,为了可以冒充男一性一。

 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,确与衣服有关。譬如说,苏雷珈、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,瘦小,棕黑皮肤,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。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,她是天真得可耻。她选了医科,医科要解剖人体,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?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,向人打听过。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。

 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,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。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,虽经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,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。苏雷砌加人防御工作,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,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,虽觉可惜,也还是值得的,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,不然,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。同他们一起吃苦,担风险,开玩笑,她渐渐惯了,话也多了,人也干练了。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。#p#副标题#e#

 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,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,可以打个譬喻,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,虽然不舒服,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,到底还是睡着了。

  能够不理会的,我们一概不理会。出生人死,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,我们还是我们,一尘不染,维持着索日的生活典型。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,然而仔细分析起来,还是一贯作风。像艾芜林,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,身经百战,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,担惊受怕惯了的。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,艾英林第一个受不住,歇斯底里起来,大哭大闹,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,把旁边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。

  艾英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。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,但是艾英林比平时吃得特别多,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,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。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搏节,试行配绘制度,但是她百般阻挠,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,因而得了便秘症。

 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,黑漆漆的箱子间里,只听见机关槍“忒啦啦啪啪”像荷时上的雨。因为怕流弹,大小一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莱,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。

 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,冒死上城去看电影——看的是五彩卡通——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,流弹打碎了浴一室的玻璃窗,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,舍监听见歌声,大大地发怒了。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。

  港大停止办公了,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,无家可归,不参加守城工作,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。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,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。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,缩在门洞子里,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。——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,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,仗已经打完了。——门洞子里挤满了人,有脑油气味的,棉墩墩的冬天的人。从人头上看出去,是明净的浅蓝的天。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,电车外面,淡淡的太一陽一,电车里面,也是太一陽一——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。

  我觉得非常难受——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?可是,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,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,又有什么好处呢?有人大声发出命令:“摸地!摸地!”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?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,到底是蹲下来了。飞机往下扑,砰的一声,就在头上。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,黑了好一会,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,炸弹落在对街。一个大一腿上受了伤的青年店伙被拾进来了,裤子卷上去,稍微流了点血。他很愉快,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点。门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门捶不开,现在更理直气壮了,七嘴八舌嚷:“开门呀,有人受了伤在这里!#p#副标题#e#

  开门!开门!”不怪里面不敢开,因为我们人太杂了,什么事都做得出。外面气得直骂“没人心”,到底里面开了门,大家一哄而人,几个女太太和女佣木着脸不敢做声,穿堂里的箱笼,过后是否短了几只,不得而知。飞机继续掷弹,可是渐渐远了。警报解除之后。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,唯恐赶不上,牺牲了一张电车票。

  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杀的消息——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。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,他被征人伍。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,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,没听见哨兵的咆喝,哨兵就放了槍。

 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,彻底地中国化,中国字写得不错(就是不大知道笔画的先后),一爱一喝酒,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,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愿里去看小尼姑。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,一幢专门养猪。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,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。汽车倒有一辆,破旧不堪,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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